契诃夫不只是患病的，而且一直是分裂的，这恐怕是他所遭的惩罚，也是他的自我救赎之路。
“你知道我的书还会被人家读几年？……七年。”说这话时，契诃夫正和诗人蒲宁坐在俄国南部克里米亚半岛奥连达的海边，欣赏着海面上的溶溶月色，契诃夫的表情是倦怠的，此时离他辞世只有四年光景了。1904年7月15日，契诃夫在气候宜人的德国疗养地巴登维勒平静地死去，“他死后，一种幸福的神情来到他的脸上，看上去那脸像是年轻人的脸。”蒲宁回忆道。随后，他的遗体由一辆装载牡蛎的冷藏车运到莫斯科，当时莫斯科正值炎夏，有钱人都在吃牡蛎。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契诃夫生前也喜食牡蛎，而且在他26岁时写过一篇以牡蛎为题的小说。一星期以后，契诃夫的遗体下葬，他死于肺痨，一种消耗性的疾病，伴随了他漫长的二十多个年头。
厌世者、悲观主义者、“绝望的歌唱家”（舍斯托夫语），契诃夫确属无疑。用“伴随”这个词形容疾病与他的关系也恰如其分：契诃夫身为医生，对自身的病况本有确切的了解，可是他既没有对此表现出日常性的焦虑，也没有及早诊治，反而把它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地写进了自己的小说——他小说里的许多主人公都患有肺病，读来令人印象深刻。可见契诃夫认为自身的疾病对他另有深意。正像帕斯卡尔热情地赞颂疾病，以为疾病既是上帝的惩罚，又是上帝的恩赐；契诃夫也渐渐学会了用疾病可能赋予他的另一种目光来审视自己和自己所处的世界——那目光是冷峻的，然而蕴含着深厚的同情，甚或带一点残酷的味道。照他自己的话说，他生活在“一个软弱的、阴森森的、沉默的时代”，恐怕没有哪一种目光更能映射出他那个时代的特色了。
一种疾病，天长日久，不仅会造就一个人的性格，甚至会溶进他的气质里面，从而“畜之、形之、成之”，使它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从此再也不能和它分开。1886年4月，一次严重的吐血使契诃夫显现出患肺病的惊人症象，可是他并不在意，却开始酝酿他的第一部有分量的作品，也是他的第一个剧本——《伊凡诺夫》，然而据说从此，那个“高兴快活、无忧无虑，就像飞来飞去的小鸟”的契诃夫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精打采、愁眉不展的人，一个用语言去恐吓阅历丰富、久经世故的人们的‘罪犯’”。舍斯托夫这样评说契诃夫并非恰当，其实，契诃夫更应是一位需要以心灵去倾听的歌者，相比其心智的高度，舍斯托夫未免太拘于理性、太沉郁、太粗陋了——不管是谁，可以说，你若未曾在灵魂深处体验过生命的奇迹，你就无法走进契诃夫。
在雅莫林斯基的“契诃夫评传”中，有这样一段话，那时契诃夫因为健康问题不得不搬到乡下居住，“有一回出门散步，穿过积雪的田野，他感到自己跳出了，隔绝了，红尘和纷扰，仿佛自己在月亮上面似的。有时他太幸福，竟然迷信起来……”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契诃夫搬到梅里赫佛村大概是1892年以后的事，然而就是在1893年前后，契诃夫的作品有了一个令人惊异的改变，用其本土一些评论家的话说，契诃夫丧失了生活大事联系的观念，按我的理解，契诃夫的感觉深入到日常事物的普遍关联中去了。打个比方，一般人看生活，如同看一棵树，只看到它的树干和大的树枝；感觉敏锐的人其实看不到树干和树枝，看到的是小的枝桠；然而契诃夫看到的，则是枝桠引起的其周围空气的微小振颤，以及由此引发的后果。这种超常视觉的获得蕴含着某种危险性，我以为一个人，即使在无意间偶然一窥造物主的秘密，也会为此遭到可怕的惩罚，这想必是人知固有的罪性所致。契诃夫深知这一点，故而也为此深感焦虑，这种焦虑体现在他于1894年写就的一篇小说里。
《黑衣修士》，被后世的音乐天才肖斯塔科维奇盛赞是一首诗，可是在作品问世的当时却不被契诃夫的同行所理解。本来，契诃夫的小说充斥着琐事和细节，其间既缺乏戏剧性的关联，也没有那种情节的张力和节奏。在这一点上，他与他喜爱的作家莫泊桑似乎是两个极端，莫泊桑是那样善于虚构，而契诃夫写的却是他经验中的真实（比如同是写残暴，莫泊桑可能要绘声绘色地讲述一起骇人听闻的凶杀案，而契诃夫只要写一只翠绿色的牛虻伏在一匹正在吃草的马的背上）。《黑衣修士》表面上写一个患神经病的教师疯狂致死的故事，然而其内部却充满了契诃夫式的对细节的抒情性的描写，这种描写是通过教师自己的目光展开的，在他的世界里，平静、和谐、神秘笼罩着一切。在其中，我们可以感到主人公灵魂的飞升，以及他的获救，直至最后幸福地死去。在他人看来，主人公的死是因他的疾病所致；然而在主人公自己的世界里，他却因疾病而获得拯救。
但是契诃夫对此并不十分肯定，甚至抱有极大的怀疑。因此，在写完《黑衣修士》之后，契诃夫又活了十年。可以说，在这十年间，契诃夫的生命是在两条道路上展开的：一条在现实中，契诃夫继续勤奋地写作，免费为他人诊病，开办公益事业，以及用公共的语言教导文学青年，和朋友同行交往；另一条是在他的作品中，他的目光和感觉一直在往前延展，很艰难，焦虑时有缓解，也时有紧张。因此，在这十年间，契诃夫不只是患病的，而且一直是分裂的，这恐怕是他所遭的惩罚，也是他的自我救赎之路。然而对于天才的契诃夫，这个惩罚和赎罪的过程实在是太隐秘了，以至于我们只能凭借其在作品和日常言语中有意无意的流露进行推测、联想，甚至猜度，并且冒着极大的风险。
1901年，契诃夫41岁时，与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女演员，在契诃夫戏剧中扮演女主角的奥尔格·克尼碧尔结婚，他们在一个疗养院里度过了蜜月。几年前，契诃夫的一位朋友就曾劝他结婚，当时他在给他这位朋友的信中说：“承你关心，我结婚就是。不过我的条件是，诸事仍得照旧才行，她得住在莫斯科，我还是住在乡下，我会进城去看她。那种一天连着一天，一个早晨连着一个早晨的、绵延不断的幸福，我受不了……”他的愿望实现了，克尼碧尔为了演戏，不得不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间来往，而契诃夫则在气候温和的南方城市雅尔塔养病，他们每天通信，每隔一段时间，他就到莫斯科去看她，这种关系，也可以说是契诃夫生命中最后的神秘仪式，持续了三年，一直到他去世。
时间终于又来到1904年7月15日，德国疗养地巴登维勒，“一个普通的夏天的午夜，静悄无声，合欢树、葡萄藤散发着清香”。契诃夫接过克尼碧尔递来的一杯香槟，用德语说着“我就要死了”，然后，又露出他那习惯的可爱的笑容，留下他的最后一句话：“很久没喝香槟了。”随即平静地干了那杯酒，“侧身躺去，进入了永恒的梦境。”
请设想这样一种情况：一个人在现实中自认为无望了，然而他却已经获得了拯救。契诃夫即是。
